迈克尔·斯洛特教授来我院举办系列讲座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6-11-25   动态浏览次数:2

        11月21-22日,国际著名伦理学家、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员迈克尔·斯洛特教授和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应邀来我院为广大师生举办了系列讲座,哲学院副院长李国山教授主持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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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1日上午,斯洛特教授为全院师生带来了题为《阴阳与心》的讲座。他从西方哲学传统关于“心”的概念的理解出发,指出了东西方哲学在对“心”的研究方面的差异:西方哲学认为“心智”(mind)应当是不掺杂任何情感的纯粹理性能力;在东方哲学“心”(heart-mind)的概念中,理性和情感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被分割的。基于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作为功能性的“心智”概念含有信念和欲望两部分,这两个部分都被认识是单纯认知性的,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无论是信念还是欲望,无疑都内含某种认知性情感,对于恰当理解“心”之含义来说,东方哲学中的“心”(heart-mind)概念则是更优越的。进而,斯洛特教授论证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孟子和王阳明思想中的“心”的优越性,并对这种“心”进行了超验论证,即作为功能性的“心”在运转过程中,天然地内含一种“阴-阳”结构。他认为,在以“心”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中,阴阳作为情感活动的发生机制,占有重要地位,功能性心智中的所有情感都具有一种基本的阴阳结构。阴阳在东方哲学中通常被视为一种物理特性,这大大低估了阴阳的潜力,董仲舒是第一个发现阴阳的伦理特征并将之加以运用的人,他认为阴阳与某种心理力量或道德品质相关。因此,一个功能性的心智或心理的所有要素都必然包含情感,并且这种情感本质是由阴阳的结构所组成。在斯洛特教授看来,通过援引中国哲学的“阴阳”概念来理解传统西方哲学的“心”,是富有创新性且意义重大的做法,这有利于将东方思想与西方“心灵哲学”联系起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当天下午,斯洛特教授与米建国教授又与全院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进一步就德性伦理学与阴阳的意义、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学术交流与合作、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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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2日上午,斯洛特教授带来了第二场讲座——《情感主义之德性伦理学》。斯洛特教授首先回顾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历史形式。他指出,在西方,宗教意义上“爱”(agape)的伦理学则将同情和仁慈(benevolence)理念进一步拓展和普遍化,奥古斯丁的伦理观点可以算作早期情感主义之德性伦理学的代表。除此之外,近代哈奇森和休谟的伦理思想也包含有情感主义的因素,哈奇森认为普遍的仁慈就其自身而言是道德上善的动机,与后果并无关系,但其关于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却是后果论的,这表明其道德情感主义学说的“混合特质”;与之相比,休谟比哈奇森更强调自然发展的动机,并主张“自然的仁慈”通过今天称之为“移情”(empathy)的机制发生作用,不仅如此,休谟还把行为的正当性奠定在行为所拥有的潜在善的动机上,这比哈奇森用以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观点更具有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斯洛特教授在当今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背景下突出了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价值和意义。他认识到,考虑到当代政治自由主义的突出地位,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需要证明自己有比自由主义更突出的优势来解决大规模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在义务论方面,以情感主义方式处理义务论问题需要我们区分“移情”(empathy)和“同情”(sympathy)概念,移情包含着产生于我们自身对其他人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由此及彼地被感染和灌输,而同情仅仅是知晓他人感受。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基于“移情”能够比基于“单纯的实践理性”做得更好:人们对他人处境紧迫性的感知能够影响其在道德问题上做出判断,这种相关性有助于我们判定公共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从而为义务论提供一种与康德式或理性主义截然不同的情感主义基础。此外,情感主义思路也可以为克服康德式或自由主义基于理性对“自由”、“正义”等主题的理解提供一种更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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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连续两天的活动中,斯洛特教授不仅与在座师生分享了他在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回答了听众们的疑问和困惑;他和米建国教授还就文献搜索、论文发表、学生出国交换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对大家进行了耐心指点和积极交流,师生们一致认为本次讲座内容充实、极富启发性。

                                          (哲学院 陈怡梦 整理)